养猪的投入分两大块,一块是基础设施的投入,另一块是生产维持的投入。猪农们一般都不是巨头大款,大多在资金方面都捉襟见肘,所以用最少的投入生产最多的产品,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关于生产维持的投入如何发挥最佳利用效能,这固然是养猪生产中十分重要的一环,简言之就是如何做好养猪场的生产管理。也许大家在这方面的体会比我更深,运用也更得心应手,而且多种措施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一些细节问题以后将在其它章节中详述。基础设施投资当然可以因地因人制宜,但窃以为必需遵循三大原则:一不可贪大求洋增加额外投资,二不可因过于简陋而增加劳动强度,三不可设计不当恶化猪的生存生活环境。
一个新办猪场,正常的基础设施的投资约占总投入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在不违背上面说的三原则,又要把这一块的投入大比例降下来,看来这不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情,所以本老倌在这里介绍一些“旁门左道”之术。
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猪价高峰或政府出台一项对养猪的扶持政策,都会催生一股新建猪场之风,而且这些新建猪场的很多投资者原来和养猪这一行业风马牛不相及,所以在养猪技术、管理经验方面有些甚至可以说一窍不通。一旦猪价下跌利润空间萎缩,这些猪场很多将难以为继,这时部分这类投资者就会畏难而退。这就给部分有技术管理优势,但资金相对不足的人们提供了一个“以逸待劳”的机会。
在过去的养猪过程中,这种“以逸待劳”(或叫借鸡生蛋)的事例并不鲜见。笔者最初就是靠着这“以逸待劳”之术,一步步走到今天的。最初到某地养猪时,我的总资产只有六千元人民币,全凭自已诚信待人以及乐于助人,嬴得朋友信任和帮助,积累了部分资金。适逢该地市政府为解决菜蓝子问题而大力提倡养猪,并对当地规模猪场进行补贴政策,一时建猪场之风迅速兴起。但是这些新建猪场的人大多对养猪外行,经营一两年后即无法维持,只得忍痛转让猪场。当时这些猪场与其说是转让或租借,不如说是“送人”,一个基础投资二三十万的猪场,每年租金不过一万元左右。如有一个投资二十多万的猪场,当时说定如果我购买余下的十年使用权也就六万元,但租用每年就要一万二,因我当时底子薄弱,有限的资金购买下来必然对运转造成困难,所以我选择租用。最多时我同时租用过五个猪场,也就是说只花少量改造资金,用最少的代价就拥有五个猪场的经营权,虽然每个猪场不是很大,管理也不太方便,但却节省了一大笔基础设施的投资。十余年时间,我的资金规模就扩大了数百倍。
当然,“以逸待劳”的“战术”运用,并非本老倌独占,本老倌认识的不少养猪朋友,也是靠着这一“战术”发展起来的。例如1999年夏季,猪价低谷时肥猪每斤价仅为一元七八,养猪者别说赚钱,就连饲料成本都保不住。当时某地有一个银行单位办的养猪场,存栏猪以时价转让给一生猪经纪人,并无偿提供原有的养猪场地。这个经纪人对市场比较了解,认定下半年猪价会涨,果然,这年秋后肥猪价上涨百分之八十以上,最高达到三元四一斤,仅三个多月时间,这个经纪人就轻而易举地净赚三十余万。最近的例子更多,2006年是养猪灾难年,不但表现在猪价奇低,这一年疫病也特别猖獗。夏季仔猪价在本老倌所在地有一段时间几乎是白送,一些中小型猪场经营者彻底失去了信心。有些有经验的养猪人这时乘虚而入,大多是接手原有猪场,不少因有幸避开疫病损失而大赚其钱的,我想这种情况各地都有不少。
朋友们可能会感慨:可惜我没能赶上这么好的机会!那么今后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我想不但会有,而且可能机会更多。君不见自2007国家对猪农实行补贴政策后,各地“规模猪场”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其中许多并不是养猪农民,而是有某种关系的“社会精英”,他们比之猪农有占有国家补贴资源的优势,但却没有养猪的经验和技术。猪价在高位维持阶段,这批人就是养猪上赚不到钱,他们用各种名义得到的补贴就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一旦猪价下跌,他们的补贴所得根本无法弥补养猪经营的损失,而这时往往又是生猪高价的前奏期,有准备的人们当可待机而动。不少网上朋友问我:目前我想修建猪场,老倌你说合适吗?我对他们说:现在修猪场还不如过一两年遍地去捡猪场;此话决非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