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事实证明中国传统医学防治病毒感染以及多种致病菌复合感染，具有较高的临床疗效和绝对的治疗成本优势）

据有关研究资料表明：猪高热病病因一般为猪瘟(HC)、蓝耳病(PRRS)、2型圆环病毒(PCV-2)、伪狂犬(PRV)等一种或多种病毒与猪传染性胸膜肺炎(APP)、副嗜血杆菌(HP)、链球菌(SS)等多种细菌或弓形体、附红细胞体等多病原的混合感染，临床上较难控制，治疗效果很不理想。农业部也组织有关单位开展流行病学调查、病原分离鉴定、动物实验等，发现高致病性蓝耳病变异病毒（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变异病毒），证实疫情系由高致病性蓝耳病引起（农业部农医发【2007】10号）。历史事实证明在传统医学理论指导下运用中草药防治病毒性感染以及多种致病菌复合感染性疾病，具有较高的临床疗效和绝对的治疗成本优势。

关于猪高热病的防治,发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医界防治乙脑流行的一件事，值得我中兽医界参考。当时中国中医研究院刚刚成立（1955年），石家庄流行乙脑，中医界采用近代名医张锡纯弟子郭可民的经验以清热、解暑、养阴法用白虎汤、白虎加人参汤防治取得良效。1956年7月，北京流行乙脑，生搬硬套郭氏经验效不显著，于是中医研究院组织专家实地调查研讨，专家组成员四川晋京名医蒲辅周先生提出：1955年石家庄流行乙脑时气候燥热，证也显燥热，故用白虎汤可取良效。

1956年北京多雨潮湿，乙脑之发为暑湿所致，症见高热无汗，渴而不欲饮，苔白腻或黄腻、腹泻，脉浮濡数，故石家庄经验不能奏效，须针对偏湿之证先用芳香开窍药宣解湿热（如藿香、佩兰、郁金、荷叶、黄连、香薷），从而使疗效大大提高。随后（1957年）蒲氏又总结了乙脑防治的辛凉透邪、逐秽通里、清热解毒、开窍豁痰、镇肝熄风、通阳利湿、生津益胃、清燥养阴等系列原则和方法（共8法66方，详参蒲氏弟子中医研究院薛伯寿著《继承心悟》）。所以要制定猪高热病的防治方案，还须运用《素问》“异法方宜论”原则，根据发病季节、气候特点、发病区域、发病群体及个体证候特征，结合运气学说的气运太过不及、客主加临等情况，运用中兽医学辨证论治原理、原则进行综合分析，辨别确定证型后再讨论确定具体的治疗方、法。中兽医临床中活的精髓在于“审察病机，无失气宜”。在借鉴运用他人的经验时，必须结合自身实际，综合当地自然环境、气候、饲料资源、饲喂习惯、具体证候特征等情况，作到因时、因地、因畜等三因制宜论治疾病，按照医圣张仲景教导我们的“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运用各种不同的有效治疗方法灵活处治。

二、外界气候的异常变化是导致人畜（猪）发生流行高热性传染病的直接原因

大凡疫病之至，无不与异常之气候有关。传统中医运气学就是研究人畜发病与异常气运变化之关系规律的一门学问。它是我国古代优秀知识分子在当时科技水平条件下，通过数十代人的观察、研究、思考，不断总结完善形成的优秀的科技成果之一。运气学说探讨研究太阳系五大行星（古天文学所认识的岁星、太白星、荧惑星、镇星、辰星）以及其他天体（如二十八宿）的运行、变化与地球气候、生态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的规律，它更加注重地球气候、生态的变化与地球上的人类以及与人类生存休戚相关的各种动植物（包括维持人类生存而饲养的畜禽、栽培的作物） 的繁衍盛衰灾病之间关系规律的探索和研究。但限于当时条件，其所发现、认识、总结的这些规律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有些可能已不一定十分正确或根据这些规律所推演预测的结果已不再那么精准，但在新的关于人畜流行病的发生流行以及种群繁衍盛衰与气候、生态环境之间规律关系之学科尚未建立完善以前，它完全可以帮助我们分析预测、回答解决一些疫病流行的原因并提示我们疫病防治的一些方法和途径。在运用运气学分析预测疫病流行时，不能犯机械教条之错误，不能刻舟求剑，要注意根据六气（风、寒、暑、湿、燥、热〈火〉）胜复规律，通过实地气象、物候观察，了解气的有无、气的至与不至、气的太过不及，真正作到“谨候其时，气可与期”，“谨候气宜，毋失病机”。凡非其时而有（见）其气，皆可致病，正如晋・王叔和在《伤寒例》中所说：“然气候也有应至而不至，或有未应至而至者，或有至而太过者，皆成病气也。”（《注解伤寒论》）

2006年干支丙戌，丙辛年岁运主水太过，辰戌之年太阳寒水司天，太阴湿土在泉。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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