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有一天因为一头猪引发的危机要大于金融危机的“杀伤力”,会不会让人认为是危言耸听?

    答案很可能是:不会!

    “在中国最有投资价值的就是农产品。”著名投资家吉姆·罗杰斯对此深信不疑。
    “观察中国CPI高低只需看中国猪肉价格的走势就可以了。” 也有专家如此断言。
    他们说的没错。众所周知,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深受国人消费偏爱的猪肉在整个食品消费结构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受益于这种消费增长,猪肉价格势必总体呈上升趋势。
    国家统计局二零零八年发表的经济述评称,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超过六零%,而且这一数字还会增加。而国外市场价格能够比较快地通过传导机制引起国内价格的变动,从而带动我国通胀压力的不断增加。我国CPI的构成八大类中,食品占据了三成多。而猪肉的价格大幅度上涨,就直接导致了通胀压力的增加。不仅如此,作为中国民众消费的主要肉食品,猪肉在CPI中也占据较大权重。而CPI的起落又直接影响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方向和力度。
    试想一下,如果一旦这些以股权方式进入的国际金融资本,在我国经济发展的非常时期套现流出,中国生猪产业原生态产业链会是什么样子?育种技术相对落后且零星散户资金不足,如何抵挡资本雄厚的外资进入?究竟养猪业是中国产业被外资介入的新突破口,或仅仅是一个与其他投资项目类同的投资新热点?
    也正基于此,有关养猪,有关外国投行资本介入中国农业的新闻总能引起人们的关注。

    躁动的“猪圈”

    二零一一年开年,销声匿迹两年多的“养猪热潮”又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也拉动了沉寂许久的紧张的神经。
    一月一九日河南畜牧业龙头企业,雏鹰农牧发布公告称,公司已与三门峡市政府签署生态养猪项目投资合作意向书,拟投资四零亿元在三门峡市所辖县市选定区域建设生态养猪项目。华泰联合证券给出支撑的观点是:未来十年是养猪行业快速集中的十年。
    “养猪,变成了当今无上光荣的字眼,这个曾经躁动的产业看来又要升温了。”一位业内人士如此告诉  《环球财经》记者。
    他所说的养猪“躁动”在二零零八~二零零九年间红极一时。
    二零零八年九月,高盛斥资二~三亿美元,在中国生猪养殖的重点地区湖南、福建一带一口气全资收购了十余家专业养猪厂的“高盛养猪”事件曝光于各大媒体。同年八月,德意志银行注资六零零零万美元,获取上海宏博集团公司养猪场三零%股份。同时,德意志集团也注资六零零零万美元参与近年来在天津发展势头很猛的宝迪农业产业集团。
    而在高盛之前,众多国际资本看好中国农业产业的前景并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跑马圈地,已成为行业内或投资界一个公开的秘密。早在二零零七年,德意志银行就乐此不疲地向其中高端客户推荐一种名叫“德银DWS环球神农基金”的结构性投资产品,这一产品挂钩的投资标的彼时即选择了整个食物产业链的所有环节。
    二零零八年,艾格菲作为外资进军中国农业的“疑似代表”而“一猪成名”,虽然其身份构成一直含糊不清,但分析艾格菲的前身——江西百世腾畜牧集团角色便可知晓,德意志银行、高盛等数十家机构曾共持有艾格菲约二零%的股份。
    除了高盛、德意志银行、凯雷等投行的身影之外,二零零八年九月一六日,在“第三届海外华商潇湘行”活动开幕式现场,泰国正大畜禽有限公司与湖南宁乡县政府签约,将投资六零零零万元建设禽畜养殖核心示范场项目。按其规划,除湖南外,正大的现代化养殖项目已经在辽宁、吉林、山东、河南、河北、安徽等地同步启动,并利用旗下卜蜂莲花(即原易初莲花)超市进行销售。二零零九年美国的猪肉生产和加工巨头史密斯菲尔德和肉类生产商泰森食品也已纷纷曲线进入中国——前者通过出售股份于中粮集团,后者选择与江苏京海及山东新昌等公司合资。
    高盛、德意志银行等投行在华“圈地养猪”也带动了国内顶级富豪企业家在行业低迷时投身养猪场的兴趣。IT精英、地产老板纷纷转行当“猪倌”的消息风生水起。
    且不说早在二零零六年,以“天地一号”陈醋饮料打响第一枪的广东天地食品集团,通过推出绿色环保猪肉“壹号土猪”,抢先转战生猪养殖领域。二零零八年一月,重庆南方金山谷农牧有限公司,正式进入生猪养殖产业。二零零八年一零月新希望集团总裁刘永好宣布,总投资达三零~五零亿元谋划打通包括生猪、禽蛋、牛奶食品在内的三条完整大养殖产业链。
    二零零九年二月,网易CEO丁磊在广东省两会上透露,网易将投资创办生猪养殖场。继丁磊之后六月一六日,在南昌江西宾馆,上海复星集团和东方富海投资公司与江西国鸿集团举行了股权投资签约仪式。江西国鸿借此引入战略投资一.六亿元,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进入养猪业。同年,福州富强畜牧发展有限公司(好希普公司)在厦门产权交易网上挂出融资公告,公告中赫然称“力争成为中国养猪业海外上市第一股”。二零一零年清华大学MBA孙晨光辞工贷款养猪……
    三年过去,甚嚣尘上的“高盛养猪,偷袭中国农业”的“威胁论”逐渐销声匿迹。两年之后“中国IT养猪第一人”丁磊也没有兑现他的网上直播“一万头猪”的宣言。如果说刘永好是短线 “抄底”,丁磊有“作秀”之嫌,那么,猪,究竟是什么让投行和国内的知名人士以及地产老板都趋之若鹜呢?

    谁在获利谁担风险?

   “对养猪业而言,市场前景很诱人。目前国内一年的生猪需求量约六.三亿头,蕴含了九五零零亿元的购买力。” 广东天地食品集团总裁、董事长陈升对市场做出如此判断。
    也有专家预计,到二零一五年,全国肉类需求总量将达到八八四五万吨,其中猪肉总需求量将达到五四九七万吨,占肉类总需求量的六二.一五%。
    商人求财,资本家图利,广阔的市场是资本进入的前提。而投资却向来是产业发展的风向标,炒作概念是投行惯用的手法,也是国际金融资本非比寻常的谋略。二零零八年全球经济陷入低潮,德银的分析师们都没放弃对看好中国农业的鼓吹,道理可想而知。
    生猪产业进入国际金融资本的视野,表明国际金融资本的投资思路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其对产业链的发掘意在带动其主业进入生猪领域。
    在生猪的产业链中,从公开资料看,国外投行显然是获利者。二零零四~二零零六年高盛投资的两家中国肉制品行业龙头企业——双汇发展和雨润食品两家企业的业绩均告不菲——在养猪热潮骤起的二零零八年,两家企业年利润增幅分别超过二零%和三零%。
    从“预混料生产商”变成了“预混料商+生猪生产供应商”的美国艾格菲国际集团通过在福建、广西、海南和江西收购养猪场的转型。 二零零八年艾格菲销售收入将近一.四四亿美元,不到两年的时间实现企业经营规模增长七倍以上。
    在生猪的源头——种猪一项,掌握高端养殖技术的国外投行的利益同样丰厚。
    从二零零八年重庆美德集团引入一零零头美系长白、美系约克、美系杜洛克原种种猪看,按美德集团专家组组长文传良教授介绍的资料,这批猪每头的定价是二七零零美元,运抵广东良种猪隔离场需运费六七五美元,在广东良种猪隔离场隔离四五天,需费用一八零零元/头,另加中介费一零.八万元、兽医费八万元,共计每头猪花费二八九九二元。
    除此之外,因为养殖产业的原料是玉米和大豆,这些原材料需要进口。据中国海关可查询的数据显示, 二零一零年中国大豆进口数量四八零万吨,与上一年同比增长二八.八%。中粮集团油脂部副总经理昌木平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预计到二零一一年底,我国大豆压榨能力将超过一亿吨。
    欣喜的背面是无奈。同国际投行的顺风顺水相反,国内养猪企业尤其是农民养殖却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整个生猪产业链上,从种猪的优化繁殖到生猪的肥育饲养,从饲料生产到出栏猪的宰杀、加工,还有冰冻、运输等,大概有八九个产业链。但在这些产业链里边,亏损几率最高的是生猪养殖。” 重庆南方集团董事长孙甚林告诉记者,养猪企业不是一个高增长的公司,盈利稳定,但生猪养殖风险却是无法预测的。
    对养猪行业而言,通过对产业链上各环节可控性和产品价值的最大化,可实现对风险的规避。目前的“大户”养殖的模式有,利用饲料优势发展规模养殖;企业以肉类深加工入手,以销售渠道和品牌作支撑,从而形成从生猪养殖到生猪屠宰、加工的产业链一体化。
    通过记者调查,“小户”的情况正如孙甚林说的那样。夏启光,佛山人,在大珠三角的边缘地区——鹤山市鹤城镇经营一个占地二零零亩的种猪场,他告诉记者,猪肉价格一路下滑,出栏的生猪,每头成本大约在一九零零元左右,但交易价只在一三零零~一四零零元之间,每卖一头猪,养殖户要亏上五零零~六零零元。“对养殖户来说,已经逐渐逼近最困难的时候了,闹不好情况猪农又要宰杀母猪了。”夏启光说,现在,政府应该出手救市了。养猪专业户不仅要承受猪价的波动,还经常要面临被“驱赶”的命运。
    以东莞为例,东莞的禁养风波以来,尽管经历过肉价狂飙的市民狂呼“难顶”,尽管有雪灾时猪肉紧缺的教训,地方政府对养猪业的不热心,让养殖户无所适从。
    “扶持也不宜完全针对农民,农民粗放式的小规模养猪,根本毫无抵抗外资控制中国猪肉产业链的能力。”国家发改委价格司一位官员告诉《环球财经》记者,从战略发展的眼光看,中小生猪养殖企业才是抵抗风险的核心力量,国家对农业的扶持战略也会有调整。
    一月一七日,有媒体报道,国家统计局新余调查队近日对新余市八三家生猪生产规模户、生产经营单位及七个普查小区生猪散养户进行畜禽抽样监测调查发现,年末生猪存栏数较上一年减少二六四一八二头,同比下降三八.九%。
    专家分析认为,生猪生产规模大幅缩减的原因主要有四:一是近几年养猪效益甚微,造成养猪规模缩减;二是新农村建设对村居的环卫要求和城市化建设的进一步推进,一些农村猪舍被拆除;三是粮食价格、饲料和仔猪价格的全面上扬,提高了生猪的养殖成本;四是“高热病”疫情时有发生。
    民间早有“穷不丢猪,富不丢书”的说法。正如四川的农民李天成(化名)告诉记者的一样,“川猪之所以著名,主要是在数量上,实际上,质量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农民养猪不是全部追逐经济利益,而是消耗剩余粮食和积肥。”
    不过,二零零九年一一月高盛同意卖掉持有双汇的半数股权,由高盛入股双汇集团时的 “老伙计”—鼎晖投资接盘,套现一.五亿美元。消息一出就有媒体报道,“高盛养猪,偷袭中国农业”的说法不攻自破,其目的是短期套现。但事实真是这样的吗?
    有一个说法,国外投行刚将中国农业敏感的链条轻轻地拉开了一个豁口,形成行业垄断在短期内无法实现。因为外资企业在华养猪也与国内企业面临一样的生产环境。在中国,获得养猪土地比较困难,养猪业有严格的环境治理要求,猪价波动性较大,这些生产环境都是公平的。而且,中国的市场规模太大了,猪肉价上涨有极限,价格不可能超越百姓的承受能力,可以想象,外资企业在华卖猪并不赚钱。
    不过离开公众视野的国际投行真的放弃这个产业了吗?当然没有!
   “其实国外投行很看好中国的农业养殖,他们看好的不仅仅是短期的盈利套现。而是做了长远的打算,其布局重点是制造概念股,引爆产业兴起,进而控制制高点套利。”一位业内人士如此告诉《环球财经》。
 
    高盛养猪,意在控种

   “不可否认,外资进入带来了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但是外资如果控制了中国的种猪或者育种,就基本控制住了养猪业的上游。”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畜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玉满的说法和上述人士的观点不谋而合。
    通过记者的调查,上述观点得到验证。据一位不愿透漏姓名的知情人士透漏,美国纯种曾祖代大白种猪,日增重九三零克,背膘厚度公猪不超过一二MM,母猪不超过一四MM,瘦肉率大于五七%,窝仔数不少于一四个,体重达到一零零公斤的天数公猪不超过一四零天,母猪不超过一四五天。
    纯种曾祖代杜洛克种猪,日增重一零五零克,背膘厚度公猪不超过一二MM,母猪不超过一四MM,瘦肉率大于五七%,窝仔数不少于一零个,体重达到一零零公斤的天数公猪不超过一四零天,母猪不超过一四五天。
   “现在母猪的价格有所降低,大概 二八零零零 左右,公猪没降,还是将近 三 万。”该知情人士告诉《环球财经》记者,公猪是生猪养殖最重要的一环,牵扯到种源的更新换代。
   “表面上看高盛等投行没有进入生猪的产业链,但别忽略了养殖业最重要是种源,而且优良的猪种他们是不会提供给和其无关的公司的,这才是问题关键。”知情人士如是说。
    该人士的说法在二零零八年五月重庆美德集团成功引入一零零头美国种猪的消息上得到了验证。搜索重庆美德集团简介资料便可得知:二零零六年八月,美德集团与世界知名农牧企业——美国沃尔多(华多)公司成功合资,共享美国技术和服务。同年还合作成立了“美德·沃尔多科学养猪联合研究所”。
    外资种源的布局也悄然进行,已成既定事实。全球最大的种猪育种公司美国PIC在山东拥有龙大、万福等几家祖代猪场,后又在东营通过美国深蓝集团投资建设三零零零头母猪的曾祖代、祖代猪场。荷兰TOPIGS将中国总部放在青岛,另在齐河、寿光等地积极布点。加拿大海波尔集团也在烟台海阳建设了原种猪场。
    “高盛养猪”事件后,“外资偷袭中国农业”、“须保安全底线”等声音曾一度广为传播。以至于惊动了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中国畜牧业协会专门组团到湖南、福建一带调研,以“查明真相”。不过不久后,坊间传出“国内某家大型饲料集团主动向国资委反映,以防话语权为外资掠得”的消息,让业界唏嘘。随后中国畜牧业协会猪业协会一份通告称:“外资进入我国养猪业可以影响未来生猪价格的定价权、甚至对市场产生垄断等看法是不准确的,也高估了外资的作用。”
    “育种是畜牧业的制高点,也是我国畜牧业的薄弱环节。”刘玉满告诉记者,我国的种猪基本以外来种为主,一方面这个环节一直不受重视,另一方面,我国在育种方面的技术力量不够,以前我们也发展过自己的种猪,但是在生长率、生产转换率上都比不过洋种猪,渐渐地我们自己培育的种猪就销声匿迹了。
    “目前养殖业的重要饲料来源是玉米和豆粕,现在中国绝大多数的豆粕厂都已经有了外资背景,单从饲料入手就可以产生对中国猪肉价格的话语权。”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莫棣华告诉记者,未来五零~一零零年时间内,中国人的餐桌上仍将是以猪肉为主。以中国现在的一三亿人口计算,每人每年吃半头猪,市场也是惊人的。
    莫棣华的话也得到了验证。作为全世界最大的饲料原料供应商之一,嘉吉公司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渗透。中国进口的玉米大多来自嘉吉。美国嘉吉公司计划在三年内发展一零零个网络经销商,生产出来的饲料,将使用普瑞纳做为品牌,通过网络营销的方式卖给本地的猪、牛等养殖户。
    一个普遍的共识是:不掌握技术制高点就会面临行业危机。在业内普遍的一个观点是:饲料、养殖、加工这种更长产业链的整合将会产生规模效应。中国养殖企业尚未形成产业化发展,普遍未成规模。
    有专家指出,外资在中国养猪业的优势主要在于资金实力雄厚,容易整合上下游,产生规模效应,形成垄断。
    由此看来,捍卫农业底线不但要有政府的扶持,更需要中国企业研发高端育种技术。不能寄希望于有一天,菩萨显灵收了“猪无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