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传统观念的改变是搞好生猪生产健康管理的根本保证。从一九八五年开始，我国才真正开始从传统养猪起步走向规模化和集约化养猪。快二十年了，我国规模和集约化养殖发展在数量上很快，并正在继续发展中。我们在发展的同时，国外也在继续发展着，不断在技术上演进和更新，也通过各种渠道传入中国。我国的生猪业的发展，是在基于国外走过的弯曲经历和经验教训之上的发展，通过拿来主义，比国外的速度进展要快。但同时，我们也需要冷静地看待我们的发展，这里面也有很多需要总结和思考的地方。比如，我们对集约化养殖的理解，我们的效益观念，我们的技术掌握和运用程度，我们对健康问题的认识和把握，都还与国外相差较大。
我们国家需要的，不仅仅是猪场数量上的发展，还要在质量上的发展，在效益上的发展，而这个问题，已经用了近20年的时间，我认为是太长了。美国只花了约五年的时间，让全国的养殖者理解和掌握了集约化生产的理念和内涵。
先来看看我国的和国外几个先进国家的一些对比数据：
存栏量
(千头) 出栏量
(千头) 猪肉产量
(千吨) 平均胴体重
(公斤/头) 出栏率
(%)
全世界(World) 911,957 1,158,719 89,552 77.3 127
中国（China） 422,563 519,772 40,314 77.6 123
美国(Usa) 59,337 97,926 8,532 87.1 165
德国(Germany) 27,049 42,800 3,850 90. 158
法国(France) 14,635 26,898 2,312 86.0 184
加拿大(Canada) 12,242 19,963 1,67 83.9 163

资料来源：FAOSTAT资料、《中国统计年鉴》2001年
尽管我们的养殖数量在世界上最大（几乎占世界生猪存栏数量的一半），可我们的出栏率却是最低的，生产效益自然也就很难攀比。
九七年，国家曾对规模化猪场做过一次统计，那时我国规模化和集约化猪场已经发展了十年，已经有大大小小约八十多万个猪场，在这些猪场中，大的年出栏达到8万以上，小的只有年出栏50-100头。在这些猪场中，全年共出栏生猪一个亿左右，生产母猪数有六百万左右。我们可以由此推断出，每头母猪年平贡献生猪是在18头。时至二○○一年底时，猪场的数量上升到了九十二万个，其中，76%仍然是专业户水准。年出栏在一万头规模的猪场，依然只占到0.1%左右。这些数据反映的是，我们有数量的发展却还没有质量的进步。
下面是一个来自美国的数据，在69个场的统计里，对最好和最差的年平断奶仔猪的其他相关因素进行了对比。暂且我们不去分析里面的技术内容，只是先看看，在那些最好20%的场里，他们可以把一个场的生产性能挖掘到怎样的高度。特别要提示的，这些是在十年前就发生的数据，十多年过去了，他们这方面的数据还在往前发展，我们国内猪场现在的平均性能水平和他们十多年前的数据比起来都还有很大差距。“我国目前平均*”里面的是数据，是基于对我国各地猪场情况的了解给出的个人判断数据。读者您可以把您自己猪场的数据放在里面来对比，看看彼此之间的差距。
美国年平母猪断奶仔猪最好20%和最差20%的猪场生产率对比
  最好20% 最差20% 我国目前平均约*
年平母猪断奶仔猪 23.3 16.1 18.0
平均断奶日龄（日） 18.5 20.8 30
淘汰率（%） 43.3 47.6 33.3
母猪死亡率（%） 5.7 7.4 5
母猪终生产仔窝数 5.3 4.3 6.5
年平母猪产仔窝数 2.44 2.03 1.8
每情期配种次数 2.5 1.9 2.0
年平母猪空腹日数 41.7 92.3 100
窝平产活仔数 10.7 9.7 9.5
哺乳期仔猪死亡率（%） 10.0 9.7 11.0
返情率（%） 8.7 16.7 15
公、母比例 16.8 17.0 20

Source: PIC Pigtal
通过对比，会承认差距是全方位的，让人不禁会提出一个“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距”的问题。我们这种差距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主观，也有客观。看起来主要是技术实力问题，但我认为，最关键还是生产者的观念问题。传统养殖对现代养殖的影响还在起着很重要的干扰思维作用。在观念没解决的情况下，即使你提供最先进的技术和种猪，也很难得到满意的应有预期效益。
过去，我们都是把畜牧生产和兽医防治划分的很清楚，各搞各的，而现代健康生产绝不能这样来做。生猪健康涉及到生产的各个环节，可以说，现在应该成为一个新的学科领域了。在调查了解中，能很强烈地感受到，90%以上的养殖者对健康问题是最显得无所适从或无可奈何，已经是当前最头痛的一个问题。
笔者希望将涉及健康的理念和相关技术进行归纳总结，旨在给生产者一个可供实践思维的参考和启发。也希望各级政府的职能部门在推进和审定规模化养殖项目时，通过对规模化和集约化养殖内涵的正确理解，对质量方面多给予关注，在项目规模、生产体系种类、猪场设计、运作管理等方面给予把关，将我国集约化生猪生产引导向更高的效益水准。

一、现代集约化猪场
在我国，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现代集约化猪场（还有其他的叫法，比如工厂化、规模化）才正式开始起步，时至今日，发展的进程很快。“集约化猪场”这个词在从事畜牧养殖界的技术人员以及生猪生产者的口里，使用的频率很高。可是对集约化生猪生产的理解有很大的偏差。 比较多的反映在只是对硬件设施的关注。正是由于观念上的错误和认识上的偏差，使我国的现代生猪生产的效益性处在不是很高的水准，可以说，很多场目前是穿新鞋，走老路，是在“用老的传统的方式，去经营一个新的现代猪场”这样一种状况，有点不伦不类，笔者认为这是发展过程的必然现象，对新的东西，接受了一些，还没完全接过来而已，不足为奇。但是时间已经过去已经快20年，已经不算短了，现在这样的情况依然很普遍，必须在这里予以认真指出。
当人们在面对着一个年出栏在五千或上万头的猪场的时候，常常会认为这就是一个集约化猪场。但事实上，当你了解他们的经营管理方式后，准确讲，应该只能将该场定位在规模化或工厂化猪场上。规模化猪场和集约化猪场，有很重要的，也是最为实质和关键的差别。比如，不了解集约化猪场真正内涵的非专业人员，在有机会进入那些年出栏量很大的猪场参观时，会被眼前一排排密集的封闭式猪舍，和那些壮观的定位栏和金属产床所震撼而发出感叹：“哇…好现代化的集约化猪场啊！”，一般都会很欣赏地竖起大拇指。可是如果你是懂得这个行业的，看见这些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叹，心想：“完了，建成这样可惜了。如果是这样，很难做好健康管理，一旦健康问题发生，控制起来会非常困难。”因为，他看见产房没有按星期分割开来，没有全出全进生产体系（在那种建筑条件下也不可能使用那个体系）。
什么才叫现代集约化猪场，目前还没见有一个准确的定义。笔者以一个兽医的视觉，根根据近20年的实践经验和理解，尝试着给予以下这个定义：
单个独立运转群体的规模在400头-1200头生产母猪群以内， 通过或多或少的现代健康管理等技术的支撑和运用，以全出全进的星期生产体系为基本保证，用最低的运作成本，和最有限的空间，去生产出最大数量的生猪，并获得最大限量的利润，这种猪场称为现代集约化猪场。
现代健康管理技术包括有各项生物安全制度、群体监测、生产和健康统计等在内的规范的健康控制体系（也有叫生物安全体系，生物保险体系）的建立及其运转，还可以包含有某些根据场情而需要开展的ISOWEAN（隔离断奶）、MEW（药物早期断奶）等现代技术。这些管理和技术的使用与否或多少，代表着经营者的不同理念水准，也相应决定着该场经济效益的高低。因对上述规范技术的缺乏或理解错误而造成的效益很低的场，是很难被称为现代集约化猪场的。
集约化猪场健康管理非常有别于传统的兽医防治，现今已经快成为一门新的独立学科。它涉及很多的学科领域，比如，兽医学、遗传育种学、免疫学、生物化学、营养学、畜牧生产、建筑设计等，是一门综合各学科知识的应用学科。现在的猪场兽医不好当，也就是因为现在对猪场兽医的技术要求变的很高。目前至少有90%的猪场在寻求好的兽医，反证了现代兽医的极其缺乏。
全出全进（All-in All-out），是现代集约化养猪所必须采用的运转模式，它的实质意义，是为了减少高密集饲养下的健康风险。因为采用全出全进，才能做到彻底地对整个空栏舍进行冲洗消毒，才能确保新转入的猪只最大限度不受前一批猪只遗留的，以及隔壁左右尚未转出的猪只身上生物病菌的影响。猪场因健康改善而降低死亡率，提高出栏率，最终获取最大经济效益。
做到全出全进，就必须使用星期生产体系。星期生产体系，是通过均衡配种来实现，能使猪场栏位空间得到最充分的利用，同时，公猪的合理使用也得到最大程度的保证。这些都能为生产者减少成本，和获取最大可能的效益。
400头群体以下的场之所以很难被称为集约化猪场，主要是因为母猪群太小，为了集中出栏的需要，在实践中无法运用均衡配种生产，也就无法做到全出全进，无法维持较稳定的健康状态，在存栏多时猪场的空间和栏位出现不够，存栏少时却空闲浪费，因此，不稳定的健康状况再加上场地的浪费，使最大利润目标难以实现。而超过1200头的生产群体，因群体的过于庞大而使健康管理颇为费神且成本昂贵，稍有不慎，就会失去控制。在这么大的群体里，一旦失控，可以想象其损失会是如何可怕。
根据我国国情，笔者认为应不鼓励超大型养殖场。据了解，国外的超大型猪场数量已经在健康问题的威胁下停止和下滑。另外，出于健康角度考虑，楼房式的规模化猪场也不应该提倡，一旦传染病发生，根本无法予以有效控制，我国有些地方出现过这类建筑和生产模式，最后都因为健康问题而早早结束。就是那些目前还在继续运转的该类猪场，只有他们自己最知道目前是什么健康状况，如果去认真计算一下每头出栏猪的成本外净利，相信不会比非楼房式猪场模式的高。
离开定义里面的任何一句话，都只能被称为规模化或工厂化猪场。那些场体现的仅仅是相对传统养猪有一定的集中饲养规模而已。对这类猪场，从某种角度上看，其风险性，要远远大于传统养猪。因为那种饲养比传统养猪要密集很多，高应激状态下的软件技术贫乏，出现健康问题而带来经济损失的可能性（风险性）也会因此而大很多。
集约化猪场的焦点，是追求最大的效益获取。这里把主要的利润获得点归纳如下：
1．遗传上：
l         窝平产活仔数
l         窝平断奶数
l         日增重
l         瘦肉率
２．  健康上：
l         哺乳仔猪死亡率
l         保育舍死亡率
l         中大猪死亡率
l         母猪返情率
2、  管理上
l         母猪空怀日/年
l         公、母猪淘汰率
l         年平母猪贡献生猪数
l         健康控制体系
3、  营养上
l         饲料报酬（各阶段配方、原料的准确和质量）
l         56日龄头平体重
4、  猪舍上
l         产房、保育和中大猪舍的以周存栏和流动量为基础而设计出来的独门猪舍（全出全进的基本条件）
l         栏舍地面（漏缝、半漏缝、不漏缝）
l         通风性和保温性
l         区间距离（种猪、保育和中大猪舍区之间的距离，健康保证）
    生猪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而经济效益的好坏，是靠生产者对品种遗传、饲料营养、生物健康、生产管理和猪舍建筑这五大要素（如下图）把握的好坏来决定的。这里面的每一个要素中，都涉及到成本和利润，都决定着猪场经济效益的好坏。而在这几个要素中，健康与其他几个因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是最难做好且又影响最大的一个要素。每个环节的成本下降，都意味着利润和效益的提升。成本和利润的结合点，也是一个平衡点。我们希望自己的猪场，能最大限度地发掘潜力去降低成本，方能最大限度地获取效益和利润。健康潜力是最基本又最重要的发掘点。
影响生猪生产效益的五大要素
（在对立中不断努力追求的正向倾斜）

利润点还有很多，这只是几个关键的地方。从以上的利润点可以看出，每个点的数据好坏，都直接与利润挂钩。现金入帐的多少，取决于你对这些点的追求有多大。有许多点的任何数据改变，都可以直接计算出效益变换的数据。这些点是潜在利润点，也是潜在的亏损点。每改善一个点，你就要做很多技术努力。同时，我们看到，因健康而带来的只是其中的一个很小的方面，说明我们今后需要真正认把握好集约化猪场的概念，以正确的理念来运转自己的猪场，从全方位来获得应该得到的利润和效益。
木桶定律称：“一个用许多木板箍成的木桶,其容水量的多少不取决于最长的木板或全部木板的平均长度,而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如果将这句话沿用到集约化猪场，可以这样理解，猪场效益的水准，也是取决于五大要素中最为薄弱的一个。无论其他方面有多好，都会被最差的那个要素所限制。因此，每一个要素都不能被忽视。只有时刻监控着猪场的整个生产系统，不断地改善猪场里的最薄弱的环节，才能确保最可能大的效益。

二、健康与疫病
什么是健康的群体？不健康的群体又是何概念呢？通俗一点来思维，是否可以用一句话概括：“花钱最少赚钱最多的群体就是健康群体，成本太高但赚钱太少或不赚甚至贴老本的群体是不健康群体”。这话听起来似乎有问题，应该是没有病的群体才叫健康群体，而有病的群体便是不健康的群体。那么，哪个场是没有病的场？另外，那些看上去没有出现疫情的猪场，运转一年后却没有获得比其他场更多的利润，你说还能是一个很健康的场吗？一定是在什么地方有“病”了。健康和疾病，过去一直被人认为是两个对应词，这种理解一直在误导现代生猪生产者尤其是健康管理人员。其恶果，是一旦出现健康问题，人们只是把注意力放在对疫病的处理上而忽视了问题发生的原因。
什么才叫做是有病或没有病？恐怕全国没一个场敢说自己的群体无病，而什么是病，就看你站在什么角度上去理解了。笔者是以经济效益是否真正受到损失来理解的，不能说那种回答很准确，但有一点道理。有些病，人们在常年与其作较量后，不得不向其低头，只能力争控制在一个能被接受的程度，与疾病和平共处，比如大肠杆菌等。你若决心去消灭它，建立起那个没有病原的群体，倒似乎不太理智了。另外，对蓝耳病病毒、伪狂犬病毒、园环病毒等，一旦感染，就很难在实践中将群体彻底予以净化（就是常见的传染性胸膜肺炎、附红细胞体等，也是很难排除干净的）。我们需要谨慎使用净化或根除这类提法，因为，根据我国国情，因那样做的成本很高，技术要求也很高，成功率很低，很难在实践中被接受。
   疾病是一个很复杂的主题，不同工作性质的人们根据其各自的不同观点，有不同的理解，因此，再要讲生猪健康控制或疾病控制，人们也会对此有不同的认识，比如，传统家庭散养者、大型规模化生猪生产场长、猪场兽医、乡村兽医、实验室化验员、政府官员、种猪公司销售人员等。怎样才算有疾病？是有死亡现象、有临床症状、有解剖病理变化、有血清学阳性结果、有病原微生物的发现证据、还是有生产性能的下降或预期经济指标无法实现？疾病的本性呈现给我们的，如同雾里看花，有时简单明了，比如猪丹毒、黄白痢；有时却错综复杂，比如伪狂犬、蓝耳病、圆环病毒等；有时还有伪装，同样的病表现出不同的症状，比如现在的散发性非典型猪瘟等。疾病的效果呈现给我们的，有可能是急性、亚急性或慢性，而现在最通常出现的，是多种病原掺合在一起作乱，或反过来你虽能在化验室监测出不少阳性猪，但发现当时场内并无任何相应的临床症状。这些现象给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带来困惑。正因为人们所掌握的，只是整个特定环境下全部情况的较小部分，不同的观点和困惑就产生了。也正因为这种不易把握性，我们更应该将我们的生猪健康控制体系建立起来，少让自己陷在这种困惑中受折磨。目前猪场的许多疾病，我们都可以将其称为管理性疾病，因管理不善而发作，又可因改善管理而予以控制。在2004年五月的全国某学术会议上，一位院士第一次提出了“养重于治”的观点，这是一种进步的提法，相信会得到普遍认可和接受。
    对于生猪生产者来说，任何因素所造成的生产平衡失调，引起运转成本提高和经济效益下降，都应视为处在非健康的状态范畴。这些因素中也许是病原微生物，也许是气候或环境，也许是营养，也许是寄生虫，还也许是应激、遗传或饲养管理或以上几种因素的任何一种组合等方方面面。搞好健康控制，对一般商品场来说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预防经济损失。这种损失表现在两个方面：1）、猪只的生产性能下降；2）、猪场应有生猪出栏量不达标。对种猪场（公司）来说，除了上述理由外，还有三个主要的理由：首先，要保护客户不至于因购买自己的种猪而带给他们有潜在的造成经济损失的疾病；其次，要减少因客户场疾病暴发致使其关闭或停养而无法继续销售的机会；再就是，不健康的群体性能会降低他们在场内所进行的遗传测试和选种回群的数据准确度，难以确保遗传进步。
    现今大多数集约化生猪生产者都更加意识到维持群体健康的重要性。这种认识与过去有问题时找兽医是很不相同的，有了一个更深层次的提高，相对原来的“预防为主”的说法多了新的理解。在实践中，任何大中型猪场都难保不出现健康问题，但无法承受健康问题不断出现后所带来的经济损失的压力，正努力尝试将这些问题防范在先，和消除或控制在最小的程度。如何在常规实践工作中将必须要考虑到的因素置于有效监视之下，这需要在猪场内有一个健康控制体系来帮助实现。
健康控制(也有称为健康保险、生物安全等)是一个全方位的保证猪群健康生产的综合措施的概念。它看重的首先是问题发生的原因，其次才是问题发生的结果和问题处理的办法。它将影响健康的各种因素置于日常规方案的监视网络，通过方案中的各项规章制度，使猪场的常规饲养技术管理工作做得更细、更有依据性和更富效益性，以便于最早地发现和最大限度地从方方面面采取措施控制健康问题，降低发病和死亡率，最大限度地发挥出猪场的生产效益。这就是健康控制的目的。现代畜牧养殖技术不断在升级。许多新的饲养管理技术不断出现，许多看起来似乎是畜牧技术方面的内容，但如果仔细研究，你会发现其中大多数都联系着的，是过去只属于兽医的责任范围，是为确保健康生产而创建出来的，比如All-in All-out（全进全出）、MEW（药物早期断奶）、MMEW（改进型药物早期断奶）SPF（无特定病原猪）、3-Sit Production（三区域生产）等。
    当我们对健康控制有了清楚的概念后，就不会把它仅仅简单地当作一个防疫学来理解。健康与不健康永远是并存的矛盾统一体。只看重健康，会不承认特殊的病原生物体的存在和饲养管理对健康的两重性。仅看重疾病，则会使你长期头疼地不断面对疾病。
现代养猪业的发展对今天的兽医工作者提出了更高更全面的新要求，同时也给我们的生猪生产者们提出了新的课题，至少不会再说健康只是兽医的问题。严格讲，兽医从健康角度提出方案，执行方案却是全场的努力，兽医在实践中着重于方案的结果分析和发现问题的措施制定。过去许多由兽医去做的事情现要求不仅场长要做，连一般饲养员也要求会做，比如打针喂药等。现代集约化猪场兽医，不仅仅要求懂疫病诊断和治疗，还要懂遗传、生产、管理，营养、猪舍建筑等各个领域的技术知识，对现代兽医的要求，是全方位和综合性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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