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09年，英国国会上院通过了一项禁止虐待动物的提案，但被下院否决。1822年，两院都通过了禁止虐待动物的提案――“马丁提案”。历经百余年沧桑，人类对动物福利的认知大有进展，不仅在美国、澳洲、加拿大、欧盟等发达国家立法，而且包括泰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台湾等国家与地区也相继立法，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中也加入了动物福利的条款。到目前为止已有近百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完善的动物福利法规。

国际上公认的动物福利应包括五大基本原则：免受饥渴的自由；生活舒适的自由；不受痛苦伤害与疾病威胁的自由；生活无恐惧的自由；表达天性的自由。

动物福利的概念是建立在：动物是和我们人类一样有感知、有痛苦、有恐惧、有情感需求的前提下的。猪属于农场动物，早在1976，Hughes就将农场动物的福利定义为“动物与它的环境相协调一致的精神和生理健康的状态”。 笔者认为，所谓生猪福利，通俗地讲就是“依照不同生理需求，让各类别的猪只在生产、生长过程（包括运输关照与安乐屠宰）中生活得更舒适和更健康”。

中国尽管是一个养殖大国，但是在几千年相对封闭的，多少带有封建文化烙印的传统思想中，人们善待动物、爱及动物被视为笑话，粗暴对待与随意宰杀已习以为常，人的至尊无上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尽管有老子的“天人合一”的自然生态观和孔圣人的“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的对大自然取之有度、养生护境的爱惜动物观的思想，但那也只能是浩浩洪流中耀眼的浪花而已。随着全人类前进的步伐，国人曾几何时想到要爱及所饲养动物，福利养猪也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不仅仅是伦理道德的演进，更重要的是人类善待动物就是惠及人类自己观念的接纳与进步。

福利养猪提出的必然性与紧迫性
自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集约化养猪的新观点与新技术给养猪业和饲料业带来勃勃生机，年出栏万头以上规模化猪场已逾千个，工厂化程度越来越高，并取得了较好的规模化效益，也为节约土地资源、提高养猪水平做出了贡献。但是更为苛刻的生活环境（高密度、半限位或全限位等等）越来越多地取代了原本相对宽松近于自然的生活环境；合成药物添加剂的广泛应用以及其它因素也正悄然地改变着生猪与有关的有机体（病毒、细菌等）所处的环境条件；外源品种较弱体质的基因正越来越广泛地取代本地品种较强体质的基因。

这些悄然改变的内外环境条件，已经远离了猪的生物学（自然）需要，几乎超出了猪的适应极限；而与猪有关的有机体（主要是指微观有机体，如病毒、细菌等）正以超出人类控制能力的速度急剧应变着，从而引发了多种传染病肆虐猪群的悲剧，并由此衍生出药费飙升、抗生素与添加剂滥用、耐药菌株对猪只与人类的威胁加剧、养猪业对环境的污染日趋严重、肉产品的安全性令人担忧等恶性循环的怪圈。

据有关统计资料表明，全国一年出栏生猪在5亿头左右，占全世界的一半。但是由于疫病（主要因素）与管理等原因其死亡率却可能高达15％左右。虽然这种巨额损失与许多养猪者管理水平较低下有直接关系；但是，无可否认远离生猪生物学需要而又苛刻的生活环境则是造成疫病流行的主要原因之一；另外猪的免疫功能下降（内因），抗生素的滥用与病原微生物的急剧应变(外因),也是造成上述现象的又一重要因素。

严峻的形势让人们多少认识到，要使我国养猪业要走出上述的怪圈，必须关心猪的福利，改善猪的生活环境，规范人们养猪行为，提倡更有社会责任感的商业运作，才能实现养猪业健康发展。

国际上福利养猪的动态
自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西方国家纷纷采取非关税措施阻止中国农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绿色壁垒（也称环境壁垒或技术壁垒）使中国农产品出口时常遭受损失。而今动物福利问题正在继绿色壁垒之后成为畜牧、水产品国际贸易的一道新屏障。

我国某名牌的龟鳖丸广告中曾介绍该厂采用先进技术，将野生龟鳖冷冻到-192℃，这样制成的保健品更容易为人体吸收。这种虐杀动物的生产方法在海外遭到强烈抗议，由此引起的市场萎缩成为该厂停产的主要原因。

2003年，乌克兰有一批生猪经60多小时长途运输，抵达法国，却被拒之海关外。理由是生猪长途运输中没有按规定时间休息，没有执行动物福利法规。

由此可见，在动物保护和绿色壁垒的背后，动物福利的贸易屏障作用已初露端倪。作为正在全方位融于国际大家庭的中国，没有理由不正视动物福利――既涉及动物保护与饲养效益，又涉及国际贸易，还与社会自身发展有关的一个现实问题。因此，认真研究动物的福利问题，结合我国具体情况探讨福利养猪的方法与措施，乃至立法，应是每位业内人士要思考与行动的大事，也是我国养猪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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